中国的经济产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国靠加工制造业（OEM）发展了30年，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过去。中国产业必须转型升级，成为原始设计制造国（ODM），提高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制造业如此，其他产业也如此。变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人口红利”转变到“人才红利”，关键是培养巨量的创新专业人才。

国际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Manpower每年一次的产业人才缺口调查，2013年涉及42国38000公司，其中35％完不成招聘计划。造成全球人才缺口主要原因是求职者缺乏职场所需的能力素质技能和经验。而就中国调查的数据表明：2013年人才缺口比2012年上升12％（全球平均上升1％）；十大缺口人才包括研发人员、设计师、工程师、技师技工等高中低各层；本科教育与人才缺口相关性最大，高职其次，研究生教育也有份。这些都与全球调查的情况不一样，反映了中国现阶段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旺盛的特点。

中国现在每年有700多万新生进入高校学习，是全球最大的高教规模。但经过大学教育后，很多人面临“就业难”。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给贫困家庭造成巨大问题，也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缺乏新鲜血液，企业面临“招人难”，成为国家发展的瓶颈。全球人力资源市场的这一悖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被授予研究这一悖论的三位学者。大量事实表明其主要原因是专业教育目标与职场人才需求脱节。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现代职业教育要“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把职业教育培养人才范围从中低层扩大到高层，从中职高职教育扩大到本科以上；并且规模是“数以亿计”！这些职业人才的培养涉及工、农、医、商、法、管、文各专业，包含中职、高职、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

哪些大学应当属于“应用技术型高校”呢？笔者认为，中国95％以上的大学本科都应是“应用型”本科专业教育，国外称为“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UAS）”，即“应用科学大学”或“应用科学与技术大学”。它可涵盖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应用专业。中国把这一类学校称为“应用技术大学”，翻译有问题，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排除了非技术类专业和研究型技术大学。技术没有“应用”和“不应用”之分；只有科学才有应用和纯理论之分。“应用科学与技术大学”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教学型、教学与研究型和研究型，但都是面向职场的“应用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世界公认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但它也是应用科学与技术大学。它的本科工程专业教育目标就是为职场培养创新和领军能力的工程师。MIT的本科毕业生绝大部分都会读研，但不论他们最终学历是硕士还是博士，毕业后80％以上还是在产业做工程师，是典型的“工程师摇篮”。

研究型技术大学属于现代职业教育的例子很多。俄国两所最拔尖的工科大学“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和“圣彼得堡工业大学”都是拥有几十个院士的研究型大学，但他们的官方分类都是“联邦国家预算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俄国的各层专业教育都被划分入现代职教体系各层之中。世界许多一流技术大学，虽然不冠以“职业教育”名称，但他们都是“应用型”大学，没有疑义地要“面向职场的人才需求”，因此属于现代职业教育范畴。

真正纯理论的本科专业教育，只限于极少的科学领域（数学、物理、化学等），也许可把它们称为“学术型”或“纯科学型”本科。尽管它们的知识体系是属于纯理论的，但是学生毕业后还是要到职场如科研院所、学校等就业。他们在校期间除了学习专业、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外，也要面对将来就业的职场岗位需求培养非学术的素质和能力，如团队合作、有效沟通、终身学习、职业道德、创新思维、社会责任等，也要按照未来职场的需求培养。

因此，可以说，”面向职场需求“，满足“学生求职”和“职场求才”是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是所有本科专业教育都要关注和实践的基本方向。要根本转变“自娱自乐”的传统高等教育模式：自定目标、自定过程、封闭实施、关门验收。这就要按照职场对人才的需求确定培养目标，求职导向，学校和产业深度合作，引进产业的专家和职场资源，使学生在校期间有实训实习的专业实践机会，由利益相关者评价学校的培养质量。从本质上来讲，这就是广义的职业教育，也就是现代职业教育。中国所有应用科学与技术大学都要转型到面向职场的现代职业教育轨道上来。